自从孔子及其思想有效地影响人世间的时候起，对于真孔子与假孔子的探讨和争论就开始了。真、假孔子的争论，有时缘起于维护孔子，有时则起因于反对孔子。章学诚断言：“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各误于所似。”（《文史通义》）具体说来，之所以出现真、假孔子争议的原因很复杂，但总括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形，一曰才智有限；二曰有意利用甚至歪曲；三曰纯粹的其他目的。孔子思想从孔子弟子时就有所变化和不同，所谓“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孔子弟子才智与志向不同，致使流传后世的孔子思想出现歧义。此可谓因为才智所限而出现了真假孔子。到了宋代，宋明理学为取得思想独尊的地位，利用传统的儒学，结合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阐发出一套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在这个体系中，孔子思想却处于被利用甚至被歪曲的境地。另外，从汉武帝时代起，孔子思想就被当政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利用；在近现代，孔子思想又因为国势和文化的原因屡遭批判。
那么，究竟有没有真、假孔子的区别？如果有这种区别，人们又应该从何着手加以区分呢？在这方面，美国知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GeorgeCreel）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andtheChineseWay）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事实上，自从出现了真、假孔子的争论，就有人不断地试图对此加以区分。但是，因为做这种区分的人士本身或者是儒家中人，或者是儒学的反对者，所以，对孔子思想有既成的看法，他们的区分往往不得要领，并且经常是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同时，由于时代所限，他们的区分工作并没有合理的和科学的方法加以指导，致使其结论总是相互矛盾，令人失望。
《孔子与中国之道》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后在60年代又加以修订。在这期间，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学问本身已经深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和观念的影响，使得传统的研究之道大有改进；同时，顾立雅本人又是地道的西方学者，虽然他在这部书中明确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总体上的景仰，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卫道士心态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在顾立雅致力于孔子思想研究的年代，正是海外汉学中心由欧洲和日本逐渐向北美展开的时代，他本人不仅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而且与同一领域的当时中国的知名学者多有往来，对他们最新的学术成果也多有了解和接受。有了以上的背景和基础，不仅使得顾立雅的孔子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使他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孔子与中国之道》，成为孔子研究领域的汉学名著，至今还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顾立雅明确说出，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努力使人们对于真孔子的理解有所进展。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真孔子，他把自己依据的原始材料限定在汉代以前，并把孔子时代之前的典籍和《论语》作为最主要的根据。在研究方法上，对于有关孔子的记载，包括汉代以后的材料，顾立雅不仅注重此类材料本身，而且更着力于探讨存在于它们背后的著作者的主导思想。对于孔子本人的言论和行为，顾立雅既有依据有关材料的考证，更辅之以深入的个人心理的分析，以使孔子的言行更具连贯性，更令人信服。
那么，真孔子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最好的回答方式不是对真孔子的正面描绘，而是对假孔子的彻底揭露。正如上文所述，孔子去世后不久，孔子弟子之间就出现了思想分歧，致使由弟子描述出来的孔子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根据顾立雅的观点，到了战国时代，因为孔子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所谓的诸子百家就开始利用孔子及其思想来做文章，这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进行孔子的造假活动的真正开始。在秦朝，许多末流儒生也利用孔子思想与秦帝国的苛政作对抗，于是孔子又成了封建分封制的拥护者。
在顾立雅看来，孔子思想所遭遇到的最深重的灾难开始于汉武帝的时代。由于正统的儒生敢于批评政治现实，汉武帝不得不以威逼利诱的手段化解儒生的这股力量。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利诱的手段更见效，那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面实现。对于这种表面上的“凯旋”，汉武帝的大臣司马迁在当时就已识破，所以，顾立雅认为，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许还有其父司马谈）对孔子及其思想予以了尽情的嘲讽。比如说，在这篇最早的孔子传记中，时间顺序极其混乱，孔子的行为非常乖张，所引述的孔子的言论并非孔学的精粹。然而，就是这样一幅假孔子的图像，却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孔子生平的基本依据。从此以后，更多的人开始近乎随心所欲地理解和叙说孔子的思想，宋明理学的出现使这一进程达到了登峰造极。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断言，宋明理学是孔子所不能理解的；诸多宋明理学家所阐述的孔子思想也是孔子不会认可的。在顾氏看来，首先对于上述结论作出理性分析和系统评说的是明代在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目的，耶稣会士们反对流行在那个时代的儒学，认为这种儒学充满了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结果是，耶稣会士把他们所认为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广泛地传布到欧洲，使当时欧洲的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和鼓舞，因此，顾立雅认为，正是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通过启蒙运动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在《孔子与中国之道》问世的时代，虽然在中国孔子思想随着皇权时代的结束而失去了所谓的正统地位，并且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批判，但是，顾立雅还是充满信心地认为，孔子思想必将继续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现在看来，这一看法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另一方面，《孔子与中国之道》也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在整体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顾立雅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对现代欧美人士的孔子研究影响颇大。1975年第15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利坚百科全书》都把本书列为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主要英文参考书。在李约瑟所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当论及孔子和早期儒学时，主要引证的就是本书的有关观点。在西方学者有关孔子及先秦思想史方面的著述中，本书通常都是主要参考书目之一。近年来，在国内学者的有关著述中，也经常有对此书的引证。尽管如作者引用《论语》的话说，他的这本书不免“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但是，随着其汉译本（大象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问世，《孔子与中国之道》必定会对学术界产生进一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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